“荆秋小学”受不起,回馈桑梓很难得
杨荆秋捐资助学最早可追溯至2002年。
当时,学建筑出身的杨荆秋,在个旧供电局从事电站建设方面的工作。云南的小水电很多,一次在期路白乡附近做小水电站工程验收,就顺带抽空回老家莫别看看,岂不知这一看,就让他萌发了助学的念想。
“学生都坐在破房子里上课,下雨的时候,水直接打到人身上。”杨荆秋看着很心痛,正巧当时政府也有新建学校的决心,他想出一把力。
对于这位成都科技大学(现并入四川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且有多年水电站建设经验的杨荆秋来说,一栋教学楼的设计建设并不难,但问题出在资金上。时任校长杨永书回忆,建一栋楼要花80万,政府最多能出65万,剩下的15万不知道怎么办。
在当时,15万元并不是个小数目,杨荆秋拿不出,向几位做生意的好友求援。3位朋友每人解囊5万,化解了资金困局。
记者想通过杨荆秋联系当时出资的好友,他总不愿意,软磨硬泡之下才给了其中一位朋友黄卫东的电话。曾在老家广东湛江做过小学教师的他,一提到教育,内心就有种亲切感,明白教育的重要性,尤其是对于这些初入学的孩子们来说。“看到他们在老旧简陋的房子里读书,心里很不是滋味。那时候我做工程承包,其实就是包工头了,也就是通过工程与荆秋结识,他是个信得过的朋友。我当时手头比较宽裕,想着出5万块钱对自己生活影响不大,但对村里就大不一样了。”教学楼建好后,村委会商量着命名“荆秋小学”,但杨荆秋坚决不同意,“实在受不起,我钱都没出呢。”
对于教育,莫别村人有一种特别的情感。清末民初的政坛人物杨增新就是莫别村人,此人为维护新疆和平与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后人评价“没有杨增新,就没有今天的新疆及中国西北边界。”而莫别小学的旧址是1913年杨增新创办的私塾,也是杨增新家族的旧居,受先辈影响,莫别村人无论再穷也要送孩子上学。
杨永俊悄悄告诉记者,其实通过教育从乡里走出去的人并不少,但像二爸这样,回馈桑梓的却屈指可数,“也正因如此,这样的做法才更加难得。”
按说,杨荆秋在乡里生活的时间,远比大多数人要短得多。他的父亲很早就在城里安家,小杨荆秋到了上小学的年纪就搬到城里上学,对乡里的回忆大多停留在六七岁以前。“虽然小,但很多时候记得很清楚。”他说,那时乡里还有生产队,孩子们就帮着放羊赶牛干农活,还依照大人们编起骑牛技巧的顺口溜,“上坡抱着牛脖子,下坡拽着牛尾巴。”
“无忧无虑,也不觉得生活苦。”杨荆秋如此形容儿时乡里时光。后来在城里念书,虽然教学质量高了很多,但他说自己是直到高中才知道要好好学习的那种,“之前没好好学,基础差”,这才导致高考仅考上成都科技大学,没能上更好的学校。
教育,在杨荆秋看来,始终是一件大事。他曾有多次机会调任云南电网公司,但都没去。直到2014年考虑到儿子高考问题,才同意调任,“昆明比蒙自教育水平还是要高些”。后来儿子考入南京大学,“比我强,但我觉得还不够好。”杨荆秋略显遗憾地说。
虽然不想被人知道,但实际上在莫别,杨荆秋早已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光凭建成了这栋教学楼,就够老师给孩子们介绍这个从这里走出去的农家娃。而事实上,杨荆秋捐资助学的范围,已经不仅局限在莫别本身。
在蒙自市教育局任职的吴旭辉是他的初中同学。通过这层关系,杨荆秋资助了期路白和其他乡村的孩子,“同样的条件,同时资助三四个学生,家庭贫困品学兼优。”
很多老师对杨荆秋的行为表示崇敬,甚至受其感染。莫别小学的老师们也帮着学生们买些纸笔文具,充充饭卡,做些力所能及的事。莫别莫别,杨荆秋是莫别的孩子,就不会与这里别离。
一笔糊涂账,施比受有福
捐资助学16年,总共花了多少钱,帮了多少孩子。在杨荆秋这里,全是一笔糊涂账,“一般家里都是老婆管钱的,但我家是反着来的,我把我老婆的钱都花了。”
既是如此,老婆肯定很支持这件事吧?记者就此询问他老婆杨枣,她一样“搞不清楚花了多少钱”,只是她自己倒乐意“做个吃瓜群众”,默默看着丈夫就好,“反正这是做好事”。但捐助总归是在夫妻俩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能力强就多做些,能力弱就少做些呗。”
夫妻俩的共同原则,还是先帮助身边人。10多年前,杨荆秋的妈妈丢了工作,哥哥想买辆出租车开谋生,夫妻俩就商量着拿出了积蓄帮助他们。“所以我们真不是大公无私,”杨枣说。但夫妻俩心存善念,她相信这句话,“施比受有福。”
多年以来,除了参与者外,了解杨荆秋捐助事件的人寥寥无几。与他在蒙自和昆明共事10多年的严军坦言,有一次到期路白乡新建一座变电站,“人都站到莫别小学楼下了,他当着我的面,愣是不提这楼是他建的。”
另一位同事彭永春,是比杨荆秋低两届的大学校友。两人念书时就认识,距今已30年,但知道他帮建教学楼的事情,也是在楼落成5年后才得知。让他印象最深的事情是,当时在学校时,杨荆秋有一次拉着他参加义务献血。30年来,彭永春是断断续续献;杨荆秋却每年都有,献血证上盖满了章。“他做事情,是真能坚持下来,很佩服。”彭永春说。
捐助的学生越多,杨荆秋越感觉个人力量的微小。于是,他有了一个想法:搞个基金会,让更多人参与进来,“每个人都做些力所能及的捐助,就有更多孩子受益了。”
半年前,他向公司提了想法,风声不胫而走。也正是从那时起,大家才知道身边这个低调的人,居然做了这么有意义的事情。
云南电网公司财务部专责高翠华得知情况后,趁着一块儿打太极拳的活动问杨荆秋,得到的回复无外乎呵呵一笑,“没啥可说的”。可在高翠华和许多同事的眼里,杨荆秋就是榜样,“做好事不留名,雷锋精神啊!”
了解内情的人常会念及杨荆秋的好。2014年刚调到昆明时,杨荆秋是管理食堂的。那一阵,员工们投诉菜品质量不高。杨荆秋下大力气狠抓严管,很快把质量抓上来了。
与此同时,他也了解到食堂员工的薪酬待遇不高,这也会影响到工作积极性。于是多次找到后勤物业公司负责人,为员工发声提工资。“工资涨了,还多了年终奖呢。”餐厅主任陈集新很感激杨荆秋,“他是公私分明的。工作抓得紧,但私下里对我们很好,还从老家带特产给我们吃。”
在杨荆秋的“怂恿”下,厨师李丹等人参加了第七届全国烹饪技能竞赛,结果拿了云南赛区金奖。万元奖金到手后,李丹怯怯地问杨,“这奖金咋处理是好呢?”杨很轻松地回了句,“拿点钱出来,请平时帮衬你的同事们好好吃一顿吧。小小的恩情也要报答不是?”
他让别人知恩图报,自己却不求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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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秋小学”受不起,回馈桑梓很难得
杨荆秋捐资助学最早可追溯至2002年。
当时,学建筑出身的杨荆秋,在个旧供电局从事电站建设方面的工作。云南的小水电很多,一次在期路白乡附近做小水电站工程验收,就顺带抽空回老家莫别看看,岂不知这一看,就让他萌发了助学的念想。
“学生都坐在破房子里上课,下雨的时候,水直接打到人身上。”杨荆秋看着很心痛,正巧当时政府也有新建学校的决心,他想出一把力。
对于这位成都科技大学(现并入四川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且有多年水电站建设经验的杨荆秋来说,一栋教学楼的设计建设并不难,但问题出在资金上。时任校长杨永书回忆,建一栋楼要花80万,政府最多能出65万,剩下的15万不知道怎么办。
在当时,15万元并不是个小数目,杨荆秋拿不出,向几位做生意的好友求援。3位朋友每人解囊5万,化解了资金困局。
记者想通过杨荆秋联系当时出资的好友,他总不愿意,软磨硬泡之下才给了其中一位朋友黄卫东的电话。曾在老家广东湛江做过小学教师的他,一提到教育,内心就有种亲切感,明白教育的重要性,尤其是对于这些初入学的孩子们来说。“看到他们在老旧简陋的房子里读书,心里很不是滋味。那时候我做工程承包,其实就是包工头了,也就是通过工程与荆秋结识,他是个信得过的朋友。我当时手头比较宽裕,想着出5万块钱对自己生活影响不大,但对村里就大不一样了。”教学楼建好后,村委会商量着命名“荆秋小学”,但杨荆秋坚决不同意,“实在受不起,我钱都没出呢。”
对于教育,莫别村人有一种特别的情感。清末民初的政坛人物杨增新就是莫别村人,此人为维护新疆和平与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后人评价“没有杨增新,就没有今天的新疆及中国西北边界。”而莫别小学的旧址是1913年杨增新创办的私塾,也是杨增新家族的旧居,受先辈影响,莫别村人无论再穷也要送孩子上学。
杨永俊悄悄告诉记者,其实通过教育从乡里走出去的人并不少,但像二爸这样,回馈桑梓的却屈指可数,“也正因如此,这样的做法才更加难得。”
按说,杨荆秋在乡里生活的时间,远比大多数人要短得多。他的父亲很早就在城里安家,小杨荆秋到了上小学的年纪就搬到城里上学,对乡里的回忆大多停留在六七岁以前。“虽然小,但很多时候记得很清楚。”他说,那时乡里还有生产队,孩子们就帮着放羊赶牛干农活,还依照大人们编起骑牛技巧的顺口溜,“上坡抱着牛脖子,下坡拽着牛尾巴。”
“无忧无虑,也不觉得生活苦。”杨荆秋如此形容儿时乡里时光。后来在城里念书,虽然教学质量高了很多,但他说自己是直到高中才知道要好好学习的那种,“之前没好好学,基础差”,这才导致高考仅考上成都科技大学,没能上更好的学校。
教育,在杨荆秋看来,始终是一件大事。他曾有多次机会调任云南电网公司,但都没去。直到2014年考虑到儿子高考问题,才同意调任,“昆明比蒙自教育水平还是要高些”。后来儿子考入南京大学,“比我强,但我觉得还不够好。”杨荆秋略显遗憾地说。
虽然不想被人知道,但实际上在莫别,杨荆秋早已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光凭建成了这栋教学楼,就够老师给孩子们介绍这个从这里走出去的农家娃。而事实上,杨荆秋捐资助学的范围,已经不仅局限在莫别本身。
在蒙自市教育局任职的吴旭辉是他的初中同学。通过这层关系,杨荆秋资助了期路白和其他乡村的孩子,“同样的条件,同时资助三四个学生,家庭贫困品学兼优。”
很多老师对杨荆秋的行为表示崇敬,甚至受其感染。莫别小学的老师们也帮着学生们买些纸笔文具,充充饭卡,做些力所能及的事。莫别莫别,杨荆秋是莫别的孩子,就不会与这里别离。
一笔糊涂账,施比受有福
捐资助学16年,总共花了多少钱,帮了多少孩子。在杨荆秋这里,全是一笔糊涂账,“一般家里都是老婆管钱的,但我家是反着来的,我把我老婆的钱都花了。”
既是如此,老婆肯定很支持这件事吧?记者就此询问他老婆杨枣,她一样“搞不清楚花了多少钱”,只是她自己倒乐意“做个吃瓜群众”,默默看着丈夫就好,“反正这是做好事”。但捐助总归是在夫妻俩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能力强就多做些,能力弱就少做些呗。”
夫妻俩的共同原则,还是先帮助身边人。10多年前,杨荆秋的妈妈丢了工作,哥哥想买辆出租车开谋生,夫妻俩就商量着拿出了积蓄帮助他们。“所以我们真不是大公无私,”杨枣说。但夫妻俩心存善念,她相信这句话,“施比受有福。”
多年以来,除了参与者外,了解杨荆秋捐助事件的人寥寥无几。与他在蒙自和昆明共事10多年的严军坦言,有一次到期路白乡新建一座变电站,“人都站到莫别小学楼下了,他当着我的面,愣是不提这楼是他建的。”
另一位同事彭永春,是比杨荆秋低两届的大学校友。两人念书时就认识,距今已30年,但知道他帮建教学楼的事情,也是在楼落成5年后才得知。让他印象最深的事情是,当时在学校时,杨荆秋有一次拉着他参加义务献血。30年来,彭永春是断断续续献;杨荆秋却每年都有,献血证上盖满了章。“他做事情,是真能坚持下来,很佩服。”彭永春说。
捐助的学生越多,杨荆秋越感觉个人力量的微小。于是,他有了一个想法:搞个基金会,让更多人参与进来,“每个人都做些力所能及的捐助,就有更多孩子受益了。”
半年前,他向公司提了想法,风声不胫而走。也正是从那时起,大家才知道身边这个低调的人,居然做了这么有意义的事情。
云南电网公司财务部专责高翠华得知情况后,趁着一块儿打太极拳的活动问杨荆秋,得到的回复无外乎呵呵一笑,“没啥可说的”。可在高翠华和许多同事的眼里,杨荆秋就是榜样,“做好事不留名,雷锋精神啊!”
了解内情的人常会念及杨荆秋的好。2014年刚调到昆明时,杨荆秋是管理食堂的。那一阵,员工们投诉菜品质量不高。杨荆秋下大力气狠抓严管,很快把质量抓上来了。
与此同时,他也了解到食堂员工的薪酬待遇不高,这也会影响到工作积极性。于是多次找到后勤物业公司负责人,为员工发声提工资。“工资涨了,还多了年终奖呢。”餐厅主任陈集新很感激杨荆秋,“他是公私分明的。工作抓得紧,但私下里对我们很好,还从老家带特产给我们吃。”
在杨荆秋的“怂恿”下,厨师李丹等人参加了第七届全国烹饪技能竞赛,结果拿了云南赛区金奖。万元奖金到手后,李丹怯怯地问杨,“这奖金咋处理是好呢?”杨很轻松地回了句,“拿点钱出来,请平时帮衬你的同事们好好吃一顿吧。小小的恩情也要报答不是?”
他让别人知恩图报,自己却不求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