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我国电力产业转型的新思考

电力产业的转型之路基本上与我国电力体制改革是相辅相承的。早在1997年国家电力公司成立并与原电力工业部双轨运行之始，就开始在国家层面探索电力企业化改革之路。1998年3月电力工业部正式撤销，电力政府管理职能并入到当时的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2003年组建成立了电力监管委员会（2013年撤销，相关职能并入发改委）。

2002年国务院5号文出台，原国家电力公司一分为十一，并在2003年全部纳入刚成立的国资委管理，从发电侧、售电侧和辅业侧入手积极推进电力市场化改革，在发电力领域基本形成了以9大中央发电集团为主、30来家省市级地方电力企业为辅和一些民营电力企业为补充的市场格局；在电网领域形成两大国家级电网为主、15家地方电力为辅的市场格局；在电力辅业领域基本形成两大中央电建集团为主、四大电气装备制造集团、一大批电力设计施工装备企业为辅的市场格局。经过多年不懈努力，电力产业市场化转型取得丰硕成果。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和新发展理念的全面推行，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电力粗放型发展路子已走到了历史尽头，产业转型显得更加紧迫。

2014年党中央、国务院首次提出了能源发展的“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战略思想，为电力产业转型擎画新蓝图。

2015年3月电改9号文发布，明确提出“三放开一推进三强化”的重点任务，为电力行业发展指明了新方向。2015年11月习总书记在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年12月全国经济工作又进一步提出“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为电力行业淘汰落后产能、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出了新思路。

2016年，发改委、能源局印发《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明确了清洁低碳、绿色高效的电力发展主基调。

2017年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佳境，电力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开始进入落地之年。2018年国企改革首批“双百行动”名单出炉，共有57家电力企业入围，占比近1/7。

2020年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全面实施，电力企业专业化整合和战略性重组步入“快车道”，尤其是该年9月13日习总书记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会上首次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电力产业的绿色低碳战略转型可谓是大势所趋、势不可挡。由此可见，我国电力转型已全面进入“深水区”，早已没有“回头路”可走，只有勇往直前才能看见不一样风景。

总体来看，经过多年努力与实践，我国电力产业转型有了突飞猛进的飞跃，正在从过去的落跑追赶到后来的跟跑、目前已转向在更多领域并跑甚至在一些领域领跑的局面：从电网角度来看，基本形成“全国联网、西电东送、南北互供”格局，电力供应保障能力和智能化水平明显增强；从电源角度来看，火电独大局面得到明显改观，装机占比降到一半以下，水核风光等清洁电力装机占比超过一半；从电力装备技术来看，特高压、洁净煤电技术、超大水电机组制造、四代核电技术已走在世界前列。

在面对成绩的同时，也要清楚认识到，我国电力工业同国际先进国家相比仍然存在较明显的差距：电网输电线损率比国际先进水平要高2个百分点左右，煤电供电消耗相差50克/千瓦时左右，一些电力关键核心技术和标准仍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部分重要关键装备还依赖国外引进，电力行业整体盈利水平较弱，总体债务风险较大，平均劳动生产率不高，国际知名电力品牌建设不够，电力产业转型之路虽然已经走过滚石上山、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但依然是任重道远，未来如何取得关键性领域重大突破，进一步缩小同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显然是无法回避的重大挑战。

二、新冠疫情给我国电力产业转型带来新问题

同2009年金融危机相比，新冠疫情让全球所有国家深受其害，也让绝大多数行业和领域受到牵连，对全球经济的损失更严重、危害更全面、影响更深远。特别是当前我国电力产业正处于发展方式的转换期、历史遗留问题的消化期、改革调整的阵痛期等“三重叠加”时期，新冠疫情不仅加剧了既有产业转型的速率、频率、烈度，而且为今后产业转型增添了诸多新的变数、障碍和考验。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和注意：

1、不可避免加大企业转型成本。由于受中美经贸摩擦、经济增长乏力、社会用电增速下滑等因素影响，电力转型本来就是问题重重，而新冠疫情的爆发进一步从收入和成本两端相互挤压电力企业的盈利空间，让电力企业转型更加步履维艰：一是疫情防控导致费用上升、生产中断、开工不足、交通受阻、产品滞销，让电力在转型过程中苦不堪言；二是新冠疫情不可避免地提高了产业与技术创新的“门槛”与投入成本，而效果又很难立竿见影，导致转型之路愈走愈窄；三是新冠疫情让员工充分感受到国企在体制机制上优越性，主辅分离、减员增效、冗员分流等改革难度不断上升，相应改革成本明显加大。

2、产业发展生态受到较大破坏。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电力行业重点围绕发输配供等环节构建了相对独立且互为依存的产业生态。在经济全球化、经营多元化、业务信息化的今天，新冠疫情必然会打破了原本相对稳定、分工协作的和谐生态系统，使电力产业的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出现断裂危险，“牛鞭效应”现象进一步突出，特别是我国与欧美发达国家在电力产业链的合作将会受到重大冲击甚至有可能发生脱钩重构。而产业生态的重塑与再生是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时间、人力资源代价的，尤其是电力尖端技术与设备的国产替代是需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奋斗才能实现的。

3、绿色低碳转型之路更加艰巨。新冠疫情不可避免导致电力供需及相应油气煤价格波动不确定性，对整体电力行业来说虽有冲击但只是暂时的。但由于新能源项目单体规模小、发电稳定性差、抗风险能力较弱，对市场波动和影响的反应更加剧烈，受到疫情的冲击要远大于传统电力受到的影响。尤其是我国现行的电力系统是建立在以化石能源为主体的技术支撑体系的基础上的，让风光等清洁能源在同传统能源的竞争中处于更加不利地位，如果不能尽快向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转变，将会严重影响绿色电力和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根基。

4、关键技术设备引进难度加大。新冠疫情进一步提升了我国同欧美发达国家的竞合关系，让贸易保护主义和技术管制的思潮重新抬头，特别是美国一直秉持的就是“排他性的资源、技术和知识的制度安排”，对我国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的限制将会更加严苛，而能源电力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行业和引擎产业，有着高度的产业前后向关联度，“在占GDP约30%的装备制造业中就有约60%的通用装备应用于能源行业”，这既是以美欧国家的长期发展“强项”，又是对我国技术限制的重要领域，随着中美产业脱钩裂痕加大，电力关键技术设备引进必然越来越困难。

5、境外业务合作受到一定挑战。新冠疫情加快各国推动产业回流的速度，收缩市场开放的程度，开启国内基础性产业的“保护模式”，尤其是欧美日等西方发达国家在疫情发生后出台更严厉措施限制外来资本进入本国市场，不断加大与我国政治经济的“博弈”，让双方在电力产业领域的技术合作及投资收购戴上“紧箍咒”。与此同时，一些发展中国家有可能受美欧国家的鼓噪和教唆，明里暗里对我国电力产业进入该国“下绊子”或设置各种不合理的限制条件，让一些本来对双方都有利的产业合作“胎死腹中”，给电力产业的“走出去”制造出多重障碍。

三、新冠疫情给我国电力产业转型带来新机遇

面对新冠疫情这只超级“黑天鹅”的降临，悲观者眼里全是灾难，乐观者努力改变命运，就像俄罗斯谚语所说的“风可以把蜡烛吹灭，也能够把篝火吹旺”一样。其实，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危中有机，机中藏危，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危和机总是同生并存的，克服了危即是机”。历史经验反复证明，每一次重大的全球性或区域性危机，都蕴含着发展的机会、成长的契机。对电力产业转型而言，新冠疫情虽然带来了上述五大方面的严峻考验，但也催生出以下五大方面的战略机遇。

1、“新基建”提升转型高度。“新基建”同传统的“铁公基”相呼应，具有鲜明的科技特征和时代烙印，是服务于国家长远发展和“强国战略”的重要方略，旨在打造现代化的信息基础设施，重点围绕“电”（电力、电商）字作好文章，以更好迎接未来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电力行业要以“新基建”为重要抓手，以智能电网、智慧电力、智能制造为主要突破口，主动服务于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建设浪潮，加快低碳化、绿色化、信息化建设步伐，全方位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和经营模式的创新升级，为电力产业提升、结构升级赋予新能量和注入“数字动力”。

2、“数字化”增强转型黏度。当前我国电力正处于市场化转型的关键时期。借助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强化传统电力与信息化的黏度，实现发电、输电、变电、配电、用电等各个环节万物互联、人机交互和泛在连接，以此达到整合传统电力营销、能源电商、电动汽车、分布式光伏、能效服务、金融保险等线上线下服务渠道，通过不断丰富智慧用能的使用场景，搭建线上电力产业生态圈，形成客户聚合、业务融通、数据共享、创新支撑的统一网上电力服务平台，打造数字化用能新图景，为用户提供互动化、多元化便捷化的电力综合服务。

3、“新业态”引领转型厚度。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电力业务的深度融合，驱动电力供需方式和商业形态正发生深刻变化，在全面提升传统电力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的同时，还催生出包括充电桩、储能、分布式能源、多能互补、微电网及综合能源服务等在内的电力新业态层出不穷，推动电力生产和消费模式不断创新，成为电力产业转型的重要方向。总体而言，作为集中式供电系统的有力补充，电力新业态在一定程度上颠覆现有电力产业生产和消费模式，带给大家更安全、清洁、经济的供能系统，让越来越多的电力消费者正在享受能源革命带来的全新体验。

4、“扩内需”增大转型力度。因新冠疫情引发外贸外需萎缩，“扩内需”正成为当前稳经济的重中之重。电力是扩内需的“动力之源”，高品位的生活离不开高质量电力供给。电力行业要结合扩内需、促增长的要求，主动顺应消费升级趋势，加大农村城乡电网的改造，加快淘汰落后电力产能，全力推进电能替代工作，主动支持重点工商企业开展电力直接交易，积极开展用电侧和供电侧结构性改革，努力推动能源电力消革命和供应革命转型，在推动自身产业转型发展的同时，为扩内需“充电”赋能，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用电需求。

5、“走出去”拓宽转型广度。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电力行业掀起一波“走出去”浪潮。新冠疫情虽然会加速欧美国家的市场保护，给电力境外经营带来一定变数，但电力“走出去”大趋势不会改变。电力行业要结合全球新一轮产业转移调整和创新竞争的要求，通过境外经营带动电力投资运维、装备制造、建筑施工等产业全方位“走出去”，完善国际市场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市场布局，进一步拓展发展空间，提升产业经营层次，延伸市场竞争优势，提高国际分工地位，努力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渗透，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电力企业。

四、后疫情时代我国电力产业转型的新思考

人们常说，谋非常之功当有非常之举。在后疫情时代我国及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加剧、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的大环境下，电力转型面临的任务更艰巨、挑战更严峻：一方面电力行业从粗放型经营模式转向集约型经营模式、由高速度增长迈向高质量发展，应当是在新发展阶段电力行业必须达到的基本目标，这要求电力行业必须寻找驱动电力产业转型的新动能新引擎；另一方面，新冠疫情导致电力行业总体经营形势发生显著变化，促使电力行业充分认识到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从而倒逼电力行业要加快转型升级步伐。这两大方面相互影响、交替作用，促使我国电力产业必须围绕“双循环格局”和紧扣“双碳目标”的总体部署，实现“五大转变”，走好“五条新路”：

1、向技术引领转变，走好创新驱动发展之路。近年来我国电力技术取得长足进步，高等级输变电技术走在世界前列，火电超超临界关键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小型核电技术和“人造太阳”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大型水电开发技术世界第一，风光产能规模遥遥领先等。但我国电力在关键核心技术方面同欧美日等先进强国相比差距明显，尤其是超大容量海上风电机组、大功率燃气轮机、第四代核电技术、清洁高效燃煤发电、大电网运行管理、大规模储能、氢能等领域诸多难题亟待攻克，高端芯片、新型材料、关键零部件、电子元器件、基础软硬件、系统集成等技术瓶颈仍然突出，一些核心工艺和关键设备不仅在国外学不到而且也买不来。

结合我国电力发展存在的技术“短板”，瞄准现代电力科技前沿，坚定不移走好创新驱动之路：一是消除“盲点”，加大电力原创性、基础性科技研发力度，努力抢占新一轮电力科技制高点；二是填补“空白点”，加强电力前沿尖端技术的研究，着力解决电力关键核心技术难题；三是解决“薄弱点”，争取在高端电力装备制造与系统集成、高温合金材料研发等关键电力工艺材料制造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只有“卡脖子”难题得到完全和根本上的解决，电力高质量发展的技术根基才真正被筑牢。

2、向清洁低碳转变，走好绿色电力发展之路。电力向清洁低碳高效转型是我国能源革命的核心。虽然近些年我国电力绿色转型取得辉煌成果，火电装机从2010的近81%降低到2020末50%以下，清洁能源占比超过一半，但当前石化电力在我国电力装机仍占绝大部分，碳排放量全球最高，节能减排任重道远，特别新冠疫情带来全球石油煤炭价格大幅动荡，给电力产业清洁低碳转型带来极大挑战。

然而，走好绿色电力发展之路仍是今后电力转型的“主旋律”，具体来说要做到“四个平衡”：一是石化电力与非石化电力的平衡，在做好煤电洁净生产、超低排放技改和淘汰落后机组的同时，加大马力优先发展清洁能源；二是集中式与分布式平衡，在统筹好可再生能源电力开发建设与市场消纳的基础上，重点开发分散式风电以及分布式光伏；三是远距离送电与就地消纳平衡，科学规划好电力“互联互通”，加快“西电东送”“北电南供”步伐，从根本上解决弃水弃风弃光的问题；四是大电网、区域电网与微电网平衡，在确保电力输送安全高效的前提下，实现用户需求侧管理以及现有能源和资源的最大化利用。

3、向智能智造转变，走好智慧电力发展之路。数字技术为智能电网、智慧电力赋能，以大数据、区域链、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重要特征的“新基建”，将为电力行业的生产、经营、消费、服务等领域带来一片新的“蓝海”。

随着我国数字基础设施的加快建设和现代信息技术在电力领域的广泛应用以及国家对于能源利用效率、碳排放等目标监管的日益趋严，汇集绿色、高效、智慧等“新基建”关键技术的能源互联网、微电网、智慧电（工）厂、远程无人值守、分布式能源、综合能源服务等新业务模式不断涌现，成为电力转型发展的重要方向和突破口，电力将在新业态、新产业、新服务的发展成长过程中，不断谋求新路径、开拓新空间。

未来的电力将不再是单纯的电力供输配送载体，而是被插上数字化的“牛鼻子”，成为多能转换利用的枢纽和资源优化配置的智慧“大舞台”，变得愈发“聪明”、高效和节能，并最终实现无人巡检、无人操作、智慧运行、精准预测和少人管理的柔性化精益化电力生产与运行，最大限度提升经济效益和管理效率，从而推动电力产业转型和电力企业管理的双重变革。

4、向合作共赢转变，走好产业联动发展之路。新冠疫情导致国内外市场环境日益恶化，经营生态更加复杂，电力行业以前那种“单打独斗”、“各自为政”的发展模式已难以适应新发展格局的要求，抱团取暖、合作共赢、打好产业联动“组合拳”成为电力行业应对严峻挑战和推动转型发展的最好武器。

电力行业要坚持市场化的运作原则，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形成多层面、多维度、立体化的产业联动合作：一是加强电力产业整合，要以优化资源配置为目标，以提高产业集中度为核心，通过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等不同方式，加强电力产业的横向或纵向优化组合，不断提升产业链的控制力和市场的“话语权”；二是加强“产学研”的深度融合，加大与电力科研机构、大专院校的科研有效对接，通过共建科研基地、组建研发实体、进行联合攻关、培育技术联盟等多种模式，打造“产学研资”紧密合作的一体化创新生态体系；三是加强产业战略联盟，按照产业化、市场化、生态化的联动要求，加强电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间的业务协同和技术合作攻关，通过取长补短、优势互补，推动深度融合，确保共同发展，从而达到平滑竞争、降低对抗、实现“多赢”的良好局面。

5、向跨国经营转变，走好“走出去”发展之路。随着欧美发达国家加大国内市场保护，后疫情时代我国电力企业国际化经营面临更严峻形势，但“走出去”是一道“必答题”，不但要走得出去，还要走得稳、走得远，否则就妄谈“建立世界一流企业”。

这些年我国电力企业境外经营虽然成绩斐然，但同法国电力集团、德国意昂集团等世界知名电力企业相比，我国电力企业的国际化程度仍处于较低水平，加快国际化发展之路是当务之急：首先要提高国际化经营管理能力，搭建好国际经营框架，培育好国际经营主体，建立好一支高素质国际人才队伍，打造具有较高国际知名度和美誉度的品牌影响力，这是国际化的第一层次；其次要学会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通过“两头在外”、“三头在外”，大力实行属地化经营和本土化管理，尽量实现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本、人才、市场等资源，确保在国际电力资源配置中具有一定领导地位，这是国际化第二层次；再者要提高在全球电力产业发展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通过加大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经营模式引领、标准和准入规则带动，成为国际电力领域模式的设计者、规则的制定者、标准的评判者，这才是国际化的最高层次。

五、结语

经历了改革开放的洗礼，经过了电力体制改革的阵痛，经受了停电缺电的考验，我国电力产业走过了一段不断创新、锐意进取的发展壮大之路，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坚强的电力保障。

未来5到10年是我国由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的关键时期，也是我国电力转型由大到而强、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攻坚阶段，改革任务更加艰巨，发展道路更加曲折，承担使命更加光荣，唯有在艰难的岁月里平安度过逆境，在最危险的境遇中激发出最高境界，努力搭乘“3060”目标之东风，奏响低碳化、数字化“二重奏”，乘势而上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秉持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要求，加大创新驱动，加快供给侧结构性和混合所有制改革力度，我国电力产业跨越式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才能行稳致远、进而有为，“点亮”更加美好的明天、更加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