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减轻企业负担、优化营商环境，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提“一般工商业电价平均降低10%”，要求降低电网环节收费和输配电价。在此基础上，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更进一步作出“一般工商业电价再降10%”的承诺，让清费减负有了更多期待。

　　帮助企业轻装上阵、聚力发展，这不是一句空话。仅在2018年，国家发改委就于四、五、七、九月连续发文，细化降电价相关事宜，并在第一时间得到电源、电网环节企业的积极响应。中国华能集团公司原董事长曹培玺曾表示，电价降低一分钱，发电行业要让利上百亿元。国家电网、南方电网也纷纷主动降低用户用电成本，去年的电价“让利”幅度分别高达915亿元、223亿元。得益于此，2018年，全国平均电价降幅超过8分/千瓦时，超额完成降电价10%的任务。

　　花了力气、下了功夫，却未换来皆大欢喜的结果。部分用户竟迟迟未能收到这份降价“大礼包”——电费非但没降，反而出现电价明降暗升、重复缴纳电费、降电价退款遭截留等乱象。追本溯源，问题出在了转供电环节。

　　在无法直接供电的区域，电网企业与终端用户之间多了一个转供电主体，比如写字楼、商场、产业园区的租赁方、物管方等，就是这样的中间商，让数千万一般工商业用户无法感知降电价带来的实惠。有统计数据显示，全国至少有40万转供电主体，为3400万左右终端用户提供服务。针对电网企业尚未完全覆盖的区域，由这些社会资本建设供配电设施，一定程度上可弥补不足、保障供应，转供电因此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价值。那么降电价为何又被拦在了这一环节？我们且试着捋一捋。

　　从主观层面看，部分转供主体受到利益等因素驱使，对政策理解不透彻、落实不积极，甚至带有侥幸、抵触心理，知之而不为之。其表现主要有二：部分“中间商”将转供视为利润来源之一，或肆意提高电费赚取价差，或对国家退还的降电价费用暗中“截胡”；更有甚者，将公摊、线损、日常运维等费用一并纳入电价，转嫁到用户头上，以降低自身转供成本。

　　对于前者，《电力法》等法规已明确，超越权限制定电价、在电费中加收其他费用等行为均属违法。对于后者，国家发改委在2018年3月发布的《关于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指出，“相关公用设施用电及损耗通过租金、物业费、服务费等方式协商解决，或者按国家规定销售电价向电网企业缴纳电费，由所有用户按各分表电量公平分摊”。但究竟如何协商、据何公摊，或者说这些费用应由谁承担、如何承担，目前尚无明确标准。对此，大部分转供电主体并未公开相关信息，终端用户更是无从知晓。

　　从客观层面看，复杂多变的转供环境，使得转供电主体的监管难以面面俱到，也是问题所在。在写字楼、商业综合体、居民社区周边等场景中，转供电主体点多面广、数量庞大，加之终端用户相对分散、流动性强，这对前期降价要求的有效传达和后期的监管工作来说，都是不利因素。尤其是在监督执法环节，上游电网企业对拒不整改的转供电主体，特别是自然人转供的处置暂无明确法律依据，依法依规处理的难度相对较大。

　　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是国家对广大工商业用户的承诺，任何主体都不应更不能克扣这项红利。如今，新一轮降价行动再次启动，如何扬长避短、落实到位，让用户实实在在感知并享受优惠，已成为当前降电价工作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