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一词，源自蒙语“gudum”，北方人的街巷、街道，南方人口中的“弄堂”、“巷弄”。

我本人就是一个地地道道“胡同里长大的孩子”。记得刚懂事起，大人们就教我在本子上写自己家的住址、胡同名、门牌号。大概是小时候的我还算聪明，总是一教就会。从此，歪歪扭扭、横长竖短的铅笔字下，记录了自己与胡同的永久记忆。

记忆中的胡同是“甜”的。胡同口，有家画糖人的摊子。“画家”总是戴着一顶皱皱巴巴、压得挺低、类似“赵本山”那样、半旧不旧的蓝黑色帽子，一方小煤球炉子里永远有一块慢慢熬着的、暖暖地发出诱人香味的琥珀色红糖、一张四方的大理石台面，中间一个类似罗盘一样的指针。5毛钱可以转一把，转到最好、也是难度系数最大的就是台面四角的“一等奖”：分别是“大龙”、“凤凰”、“大刀”和“梅花鹿”。这四个作品，不仅个头大、而且生动逼真。红糖为“墨”、汤勺为“笔”。一时间，只见或细如发丝、或粗如中锋的糖画在“画家”娴熟的技艺下或成为九转而出的绵绵绕丝，或练就成笔直粗壮的“钢筋铁骨”，或干脆变身行云流水的书法汉字。而那最吸引人的还是“一等奖”作品：尤其是龙的眼镜，是“画家”用手中的勺柄压制而成；而“大刀”则更为生动，刀口边上的璎珞是单独画成的，待温度降低成型后挂在预留好的圆孔里，活脱的立体艺术品。其次也有一些生动的小猫、小狗等形象，但大多数转到的还是一个小小的“福”字。正因为“难度系数”大，才每天都能吸引着像我一样的孩子们就是不吃早点省下钱也要去“转”一把。每次排到自己，兴奋地用小手巴拉着指针，目不转睛地盯着，心中默念，“大龙”、“大龙”，最后却十有八九举着个“福”回家败兴而归，还会被大人取笑。但无论如何，都挡不住我明天再去“堵一把”的兴趣。记忆中，那四角位置的“一等奖”，在我十几年如一日的“攻坚努力”下，都曾转到过一次。恩，人生也算“圆满”了。其实，我们那时并不是多么喜欢吃那口甜甜的红糖，更多是挑战“困难的决心”和“征服困难的信心”。这个，从来没跟大人们说过。

记忆中的胡同是“苦”的。北方冬天里的胡同，总是上演着三出“戏”:挑水、拍煤饼子和抱大白菜。首先说，挑水。那时住在胡同里的普通百姓家里，很多是没有上下水道的，需要去胡同口的自来水管用大铁皮桶挑水。夏天还好说，到了冬天，几十户人家反复接水，水龙头年久老化加上天气寒冷，几乎每年冬天都会冻坏。这时，就会有人从家里接来烧热的开水，对着龙头慢慢地浇开冻死的龙头。然后，再小心翼翼地“爬”下跑水结成的“冰川瀑布”，弄不好就是一个“大屁股墩儿”。再说拍煤饼子。煤店送来的煤灰，我们那里叫“煤抹子”，不好烧。人们就将煤抹子推成一个小堆儿，从中间挖出一个小洞，加入水，和成煤浆，然后用像烙大饼一样，在手上团成一个个巴掌大的煤饼子，利索地拍在胡同里那面阴凉通风的墙上，几天后静待那印有手掌印的煤饼子干了就可以取下来烧了。这样一番费劲，其实也就是将不能用的煤灰“废物利用”而已，但由于煤灰里的杂质很多，烧的时候依然会让屋子里烟云笼罩，呛人得很。最后，是抱大白菜。大白菜，是那个时代里北方家家户户的“当家菜”。那时候，只要胡同口的菜店里开始卖大白菜了，每家都是少则100-200斤的买，人口多的家庭更是400-500斤的买，也不在少数。家里一辆二八式的自行车就能满载回20几颗白白胖胖的大白菜。到了家门口，则是“全家总动员”，女人、孩子、老人齐上阵，有能力的就多抱，没力气的就每次抱一颗。几趟来回后，双手都会冻得僵硬。但看着能够过一冬的“战利品”，心里的那份踏实感也会油然而生。

记忆中的胡同是“酸”的。胡同里的大多是原先四合院建起的平房。人住得多了，原先一家住的四合院就演变成了几家、甚至十几家合住的大杂院。几代人挤在不足10平方米的屋檐下生活也是常有的。有的家庭，甚至在房间里搭起了阁楼来解决家人睡觉的问题。电视剧里，屋子里抱着一棵大树睡觉的情景并不完全是虚构的。生活习惯的相互干扰、个人隐私的无法保障，是那个时代里所有“胡同人”都懂得的酸楚。

记忆中的胡同里“辣”的。终于有一天，传了许久“拆迁绯闻”的胡同终于迎来了整体拆迁的日子。几代人共同居住的地方，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发生了太多的喜乐哀愁、生离死别。石刻的门墩儿，似乎还留有到小小子们夏天里光着屁股骑在上面的余温；风化的雕花垂门拱，刻录着在胡同居住的人们的几家欢喜几家愁；吱吱作响的大红门和那依旧能挂上的黑漆门栓，也许再也没有了用武之地，但门上贴的翘了边的门神像，依然精神奕奕地为门里的人们护佑着平安；顶在房前的那根铁梁，已经成功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它坚守的每一刻，屋檐下的人们都已安全地渡过；还有胡同口的那只懒猫，永远不知道这里将要发生的一切，继续糊涂地过完它慵懒的一生……

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有聚终有散。胡同，承载了太多的人间烟火。胡同，是那拆不动、搬不走、挥不去的一丝乡愁。胡同里的故事，有你、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