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2020年，我国宣布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在您看来，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我国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
王毅：我国当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万美元，经济社会处于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发展与碳排放仍存在强耦合关系，走向碳中和面临很大挑战。实现安全、稳定、均衡和包容的转型，需要我们在长期战略框架下，提出明确的短中长期目标指标、优先事项、差别化分类转型步骤、时间表及配套措施，特别是有序退煤、可再生能源替代、清洁能源汽车占比等阶段性结构指标，同时需要更完善的治理结构和统筹协调能力，争取更大共识，推动全方位创新，促进协同增效，降低转型风险和成本。
从技术方面看，当前全球正处在新一轮技术革命和能源革命浪潮中，太阳能、风能及储能等单一技术的成本持续、快速下降。从中远期看，低碳、零碳技术的成本将会进一步下降。与此同时，数字技术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也为绿色低碳增长提供了新的场景。随着数字、信息及人工智能等科技的飞速发展，与之匹配的能源技术和系统也要淘汰传统的化石燃料，迅速转向更清洁、更安全、更便宜的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以及零碳汽车、零碳建筑和零碳产业。
我国独特的制度和市场优势也将为深度减排提供强有力的外部保障。这一方面需要我们集中优势资源，在产业转型升级、技术研发应用、资金保障方面给予支持，另一方面需要促进各方达成共识，为市场和企业释放明确稳定的中长期政策信号，形成低碳零碳发展趋势和利益格局。
记者：能源燃烧是我国主要的二氧化碳排放源，占全部二氧化碳排放的88%左右。您认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将如何促进我国能源安全水平提升？
王毅：2019年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72.6%，天然气对外依存度42.1%，煤炭进口量也占到全球煤炭进口总量的21%。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削弱了我国的能源安全。
要实现碳中和愿景，转变发展方式和低碳结构性变革是核心，减少碳排放是关键，增加自然生态系统碳汇及采用负排放技术是重要补充。同时，不断削减化石能源消费也是持续改善空气质量的保障。
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有赖于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系统的构建、替代和支撑，将有效减少我国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并产生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多元化能源供应网络，逐步转向和筑牢低碳能源的新安全格局，从而提升国家能源安全总体水平。这需要我们在理论与实践互动的过程中不断探索、创新和修正路径。
记者：“十四五”期间，您对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有什么建议？
王毅：能源结构低碳化是实现碳中和的关键路径。“十四五”期间，能源消费侧应大幅提升终端用能电气化水平，以电气化、高效化、智能化为导向，推动工业、建筑、交通部门能源利用方式升级。能源供给侧要探索构建高比例可再生能源供应体系的技术路径和系统解决方案，加快推动消纳、储能、智能电网、智慧能源、分布式能源系统的技术研发与应用，建立健全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可再生能源混合用地政策等保障机制，积极探索“可再生能源+”的生产和消费模式，与扶贫开发、农业生产、生态修复、绿氢制造等有机结合，为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的部署落地提供支持。
记者：您认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还将对哪些行业产生较大的影响？
王毅：我国推动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全面绿色转型和发展方式变革，影响是全方位、全过程的。各部门和地方都应该采取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在顶层设计框架下，科学制订转型时间表、路线图和优先序。转型过程可能是痛苦和艰难的，但从长远看，我们将创造未来的竞争优势。可以预见，随着改革和转型的深入，燃料费用可能会降低、运维费用减少，并催生新产业、新动能、新模式，同时绿色经济领域的就业机会将进一步增加，如燃料电池生产、可再生能源、零碳建筑（包括既有建筑改造）、低碳服务（如共享出行）及智慧能源等领域，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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